弗勒里的初衷當然是好的，至少是為了法國的。
因為他知道，國王認為“經濟、財政、制度，都是旁枝末節且無趣、缺乏激情的”。
而作為一個在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全面掌管法國的老丞相，弗勒里卻知道，經濟、財政、制度，是缺乏激情的，但卻是國家爭霸的基石。
現在法國的情況很特別，很特別。
非常特別。
不管是科爾貝爾統制經濟的擁躉者、還是要求完全放開國家監管的重農學派、亦或是歸結于小資社的經濟浪漫主義，他們都需要找一個“別人這么干成功了”的例子。
因為二十年前，那個賭棍出身的約翰·勞，對國王說“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那時候，法國人是自信的、浪漫的，即便覺得沒人嘗試過，但時代風起云涌，沒嘗試過卻成功的事多了去了，這才是新時代。
然而一波操作，搞出了1720年整個歐洲的經濟危機，法國財政和國家信用處在崩潰的邊緣。無準備金的紙幣、年收益率3500的股票回報率的忽悠、王家銀行為泡沫經濟吶喊助威……這都讓法國人記憶猶新，心有余悸。
緩了將近十年，才堪堪緩過來。
從那之后，法國不管是啟蒙運動、還是經濟政策，都需要一個“別人這么干過、而且干的挺好”的經驗來支撐。這種心態，一直到法革爆發，才全面扭轉，開始不斷地嘗試新事物，一波又一波，成為人類社改試驗田和革命老區。
至于此時。
科爾貝爾的擁躉者，說遙遠的東方帝國，就是這么干的。數百年的改革者，也是政府全面監管、管控，以嚴格的標準和稅收，讓宋帝國的國庫收入領先世界。
重農學派的擁躉者，說遙遠的東方帝國，就是這么干的。無為而治，對經濟沒有任何的管控，財政收入主要從土地稅來獲得，免收一切形式的工商稅，并對商業工業沒有過分的監管。
伏爾泰說，遙遠的東方帝國，就是絕對理性的立憲君主制度。
魁奈說，遙遠的東方帝國，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農業才是國家財富的源泉，農人窮困，則國家窮困；國家窮困，則國王窮困。
尤其是在經濟制度上，法國的經濟學家需要一個遙遠的例子來支撐自己的論證。
因為20年前那件事，太嚇人了，那場泡沫就是沒有成功的例子來支撐而出現的，最終的結果就是國家財政差點崩潰，人們暫時不敢去相信那些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新奇的學說。
所有新奇的學說都必須扣上一個“別人這么干成功了”的論據。
大順和法國，真的完全不一樣。
包括大順之前的春秋戰國秦漢隋唐宋，都不一樣。
只是看著像。不管是集權、修路、挖運河、官營經濟，都只是看著像，但根本不一樣。
然而弗勒里卻認為，遙遠的東方帝國，就是高度集權和科爾貝爾國家規劃工業主義的集大成者。
既然，這個高度集權和科爾貝爾國家規劃工業主義的集大成者，能夠在兩千年內，一直處在世界的第一梯隊；既然這個高度集權和科爾貝爾國家規劃工業主義的集大成者，能夠在這個時代向歐洲瘋狂地輸出商品并且是絕對的貿易順差。
那么，肯定是有值得法國借鑒、學習的地方。
弗勒里想知道，大順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讓大順只吃金銀、半點不吐？
弗勒里想知道，大順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讓大順組織一場在萬里之外的荒漠進行的數萬人規模的會戰？
弗勒里想知道，大順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讓大順的手工業呈現出對歐洲完全碾壓的發達程度？
這些東西，枯燥、無趣、叫人昏昏欲睡。
弗勒里清楚，他的國王陛下，不會把心思放在這些無趣、枯燥的事上，只會和大順的特使一起，對著地球儀或者地圖集，縱橫捭闔、指點江山。
所以他要在死前，完成一些法蘭西未來的經濟制度規劃。
戰術上，是造紙業、紡織業的技術引進。
戰略上，是大順經濟形態、稅收形態的學習。
在財政總監菲利貝爾·奧利，沖著劉鈺大致提出了這兩個戰術、戰略上的請教和提議后，劉鈺實在是忍不住苦笑一聲。
戰術上，大順確實是領先的。
造紙業、紡織業，確實比此時的法國強，甚至可以說，強多了。但也只是單純的技術上的。
但是戰略上……法國要是學大順的財政政策，今年學了，明年就該亡國了。
大順的財政政策，比大明強點有限，比大宋這種官營壟斷極高、百姓被壓榨的極狠的帝國，差的不是一點半點。
法國援助完北美獨立，國庫欠債22億里弗。按照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1726年的貨幣政策，8盎司白銀折合51里弗，1里弗約為4.5克白銀，也就是欠債欠了2.4億兩大順的庫平銀。
大順國庫有能力欠2.4億兩庫平銀嗎？欠的起嗎？能借出來嗎？
萬歷三十年，全國清查土地11億畝。大順頂天也就按照這個畝數征稅，刨除鹽稅商稅，加上改革后的人頭稅攤入土地，方便計算，也就收個2200萬兩。
合算一下，理論上一畝地征收0.02兩白銀。可以說，理論上完全是仁政的“三十稅一”還要低的水準，因為如果真要達成三十稅一的標準，以現在的畝產一石來算，按說應收3300萬兩以上才對。
于是頂著一個讓歐洲汗顏的“低稅率”，搞的農民起義層出不窮，兩三億的人口，內部市場嚴重不足。這么大的底蘊，根本收不上來應收的稅。法國要是這么搞，學大順，既沒有大順的人口，也沒有大順的體量，第二年財政破產是必然的。
錢都去哪了？農民不知道，朝廷假裝不清楚，總之就是按照歐洲的稅率來搞，感覺完全能搞出一億的歲入，但實際上只有三分之一。
說句難聽的，如果大順國庫欠了法國支持北美戰爭的這么多錢，按照大順民間的普遍貸款利率來算國稅，每年的財政收入連利息都還不起。
問題到底出在哪，劉鈺心里明鏡似的，皇帝心里也明鏡似的，但不敢動，也動不了。
正因如此，李淦才會寵信劉鈺，對日開戰，琢磨著下南洋，搞貿易。
因為皇帝，是真的窮，沒錢。而且皇帝也清楚，朝廷問百姓收一塊錢，到了基層，就能收上來一百塊。
所以皇帝才在看到對日開戰、以商控蒙的利益后，如此堅定地準備下南洋。
按說劉鈺這一次來歐羅巴，李淦是希望劉鈺從歐洲這邊取取經的，怎么收稅？怎么弄錢？
沒想到劉鈺這邊沒學到啥，法國人倒是先跑過來問劉鈺，大順怎么收稅？怎么弄錢？
苦笑之后，劉鈺是真的沒法回答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
大順的手工業為啥發達？和官營經濟一點關系都沒有，純粹是底子厚、先走了上千年，底子隨便禍禍，甚至歷史上這底子厚到滿清搞成那樣一直到蘇伊士運河開通才徹底擊垮了松江紡織業。
大順為啥只吃不拉？這不只是小農經濟的問題，更在于歐洲現在的手工業水平就是次、成本就是高。因為如果大順小農經濟解體，也輪不到此時的歐洲往大順賣貨，而是江浙地區直接吸全國的血，免關稅歐洲也干不過。
大明也好、大順也罷，之所以在和歐洲接觸后，會被歐洲稱之為富庶之國，和皇帝的關系真的不大。
荷蘭人賣大順面子，賣的不是李家王朝的，賣的是松江織工、福建茶農、江西瓷匠的面子。
單就統制經濟、國家監管、官營手工業而言，大順和法國差一大截。
于是情形就是如此的魔幻：法國丞相以為大順是集權和統制經濟的完全體；大順卻羨慕法國的官營經濟和國家監管能力。
戰略上，劉鈺只能掉書袋，把從春秋戰國開始的管仲、黃老、鹽鐵論、王安石管控經濟那一套，配上后世的一些理念，穿鑿附會，和法國人大書特書，聽的法國的財政總監菲利貝爾一愣一愣的。
戰術上，劉鈺則死咬著造紙、紡織等一些技術優勢的手工業，回答的模棱兩可。
造紙之類的技術，當然可以交換，反正紙張也賣不到歐洲，賣過來加上運輸成本也沒利潤。
但既然法國人有求，那自是可以借此談條件。
劉鈺一流露出模棱兩可的態度，菲利貝爾·奧利頓時明白過來，這顯然是有戲的意思。
無非就是需要拿什么來交換。
菲利貝爾作為財政總監，手里其實真沒什么東西可以用來交換。大順的主要貨物，瓷器、絲綢、棉紡織品、茶葉，這些法國或是能夠部分自產、或是可以有替代品，這個關稅就絕對不能用來交換的。
真要是放開關稅，印度和中國的棉紡織品、瓷器、茶葉、絲綢，就能直接把法國的這點自主工業徹底沖毀。
但除了拿關稅交換外，菲利貝爾也想不到別的可以交換的技術。
當然，他也不知道，劉鈺也根本不準備讓法國拿這個來換。
因為關稅協定這東西，主動權在法國人手里。
將來真要是法國人反悔了，大順也沒本事弄二十萬大軍逼著法國炮艦開關，那豈不是等于白送了法國人幾套技術？
法國要是在越南、朝鮮的位置，大順倒是真能打過法國；可問題是隔著數萬里，法國真要反悔，大順是一點辦法都沒有，投射能力過于有限，真的都過不了好望角——法國在毛里求斯，就常駐有一支三艘戰列艦、5艘巡航艦的艦隊。之前欠的課，欠的太多了，兩百年間海上一步都沒走出去。
劉鈺想要的東西，菲利貝爾給不了。
大順和法國之間，不可能簽訂一個有效的貿易協定，大順也不可能打開法國市場，貿易利益無法讓劉鈺給出這些技術支持。劉鈺最想要的戰列艦圖紙，拿到了；艦船設計方案，也拿到了一些。再別的東西，大順這邊并不想要，而且法國的戰列艦使用思路，逐漸走歪了，大順要一堆100炮的重型戰列艦卵用沒有，大順的海軍存在目的又不是在英吉利海峽決戰，要一堆笨重的、高火力低機動的重型戰列艦什么用？
他想要的東西，路易十五能給。但劉鈺和路易十五的談判，無疑是高規格且秘密的，級別過高，以至于菲利貝爾這樣的“戶部尚書”，是沒資格參與的。
對此，劉鈺倒是提出了一個建議。
“財政總監閣下，我可以說，造紙、紡織等行業的技術支持，大順是可以給予的，甚至包括平板玻璃制造的全套技術轉移。反正，天朝的玻璃，也不可能賣到法國來。”
“但是，國與國之間，既有友誼，也有利益交換。西洋參和貂皮貿易，那是中法之間的友誼；而技術轉移，那就需要拿我想要的利益來交換了。”
“這樣吧，請您回去轉告弗勒里大人，就說技術轉移的問題，我原則上同意，但是需要一定的交換條件。請他草擬一份報告，轉交給貴國的國王殿下，在我朝覲國王殿下的時候，進行交換。”
“鑒于我這一次來法國，不是以大順政府官員的身份，而是以天子近侍特使的身份，一些談判的內容，恐怕您是不能參與的。”
“弗勒里大人重病在身，也不方便，我建議還是按我說的，由弗勒里大人提出這項交換的意義，以及最高可以給出什么樣的價碼，最終定下來。”
“任何東西，都可以用天平衡量。只要，報出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