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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經驗性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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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立恩和自己的治療組占領了整個第九診室。原本就不怎么大的房間里硬是被放進了兩張桌子,可以一次性接待四名病人。孫立恩,帕斯卡爾,徐有容,周策作為第一梯隊,而布魯恩和袁平安則作為后備。如果他們四個人中有誰太累堅持不下去了,就會由后備梯隊來頂替。

  “只是咳嗽是么?有沒有發燒?有沒有覺得特別累?”孫立恩的診斷速度不自覺的正在加快,他幾乎每隔兩分鐘就能完成一次診斷——如果只靠狀態欄而不詢問病史的話,這個速度甚至可以被壓縮到十五秒以內。但這么做的話,不光坐在隔壁的帕斯卡爾博士會驚訝,只怕病人們也會覺得孫立恩并沒有認真看病,只是想把他們打發走而已。

  “都沒有是吧?就是有些咳嗽?”孫立恩又問了一遍,然后在面前的電腦屏幕上快速打了幾個字,“沒關系的,您這個狀況恐怕連感冒都不算。回家多喝點熱水,好好休息兩天就行了。”這個患者的腦袋上確實沒有什么負面狀態,只有一個人人頭上都有的“焦慮,恐慌”。

  “不用開藥?醫生,你至少給我開個消炎藥吧?”那個中年男人有些為難道,“我這嗓子確實難受的厲害……”

  “消炎藥是要有炎癥才能開的。”孫立恩耐心解釋道,“你的嗓子也沒有紅腫,也沒有吞咽困難,沒有指征,我不能給您開消炎藥。”他指了指中年男人身后的人群道,“這種輕微癥狀,以后能不來醫院就別來了。您看看身后這么多人,要真有個什么傳染性疾病,您反而容易感染。”

  中年男人一聽,連忙點了點頭,然后用袖子捂住了自己的口鼻。

  “這里有口罩。”孫立恩順手遞了個口罩過去,“戴上趕緊回家吧,最近這些天,沒有什么不舒服就別出門了。”

  送走了又一個患者后,孫立恩連伸個懶腰的動作都來不及做,就又準備叫下一個候診的人進來。這時,他眼前忽然閃過了一連串的紅色警報,還是熟悉的老三樣,“警告,高傳播風險”,“警告,致命風險”,“警告,病原體變異風險”。

  孫立恩“的瞳孔猛的縮小了一下,然后他強行克制住了自己清場的沖動——門口走進來的這位臉上帶著一個N95口罩,而且還是不帶呼吸閥的那種。這表示他傳播疾病給其他的的風險比較低。

  “沈友華,男,58歲。高血壓(27743.55.16),????冠狀病毒感染(158.22.42),低燒(33.14.51)”孫立恩看到了他頭上的狀態欄,然后示意對方坐下,自己則稍微往后移了移凳子,“您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么?”

  “我啊?沒什么特別不舒服的。”沈友華朝著孫立恩點了點頭,“就是有些頭疼……我四天前去過云鶴市開會。今天上午才回來的。我老婆說去過云鶴的回來了都得自己隔離一下嘛,在加上我吃的控制血壓的藥也吃完了,而且體溫稍微有點高”

  “體溫有點高?多少度了?”孫立恩一邊拿出了體溫計,一邊詢問道,“有三十七度五么?”

  “差不多吧……?”沈友華想了想,不確定道,“大概三十七度八左右?”

  孫立恩想了想,開出了影像檢查的醫囑,“您帶著這個檢查單去交個費,然后到影像科那邊拍個片子。”孫立恩盡量讓自己的表情顯得鎮定一些,“畢竟您有云鶴旅行史,這個癥狀也有些疑似,還是先拍個片子排除一下比較好。”

  孫立恩說的小心,但第九診室還是齊刷刷的出現了一陣腳步聲。不少焦急的站在診室里等著看病的候診病人,都退后到了診室外面。甚至有些人一臉緊張的嘟囔著,“這個有病!”

  沈友華也一臉緊張,“醫生……你是覺得我也……也感染了?”

  “得經過檢查才知道。”孫立恩硬著頭皮說著違心的謊話,狀態欄的提示不能拿來當證據,還是得經過相關檢測才行,“您先去拍個片子,等會我看看。”他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您從云鶴回來之后,沒回過家吧?”

  沈友華搖了搖頭,“沒回過……”他指著自己臉上的口罩,“這個口罩還是我在云鶴上高鐵的時候,那邊的商店老板送給我的。”

  “麻煩您提供一下過來的時候乘坐的列車編號。”孫立恩臨時加了一步診療指南上沒有要求的內容。按照四院的幾個感染病例來推算,這一趟列車上恐怕也會有不少人感染。及時明確對方的交通過程,這也有助于疾病控制部門明確密切接觸者,并且展開醫學觀察。

  “對了,去拍CT的時候,不要摘掉你臉上的這個口罩啊。”孫立恩在沈友華離開前叮囑了一句,“等拍完了片子之后,你就直接回來。”

  “你臉是有點黑。”第九診室一上午接診了兩百名患者。這個成績其實并不算好,因為在早上十點二十五分的時候,沈友華的CT結果出來了。雙肺彌散性毛玻璃影,高度懷疑病毒性肺炎。因此整個第九診室臨時關閉,開始進行徹底的紫外線照射加地面消毒。而沈友華本人也被收容到了搶救室的負壓隔離室——傳染病科的隔離病房目前只接收確診患者。看著CT結果,曹嚴華醫生穿著一身防護服對孫立恩感嘆了一句,“今天來就診的幾千號人里,就你碰見一個疑似的。”

  孫立恩在內心里嘟囔著“不是疑似是確診”,不過嘴上卻也只能附和道,“點背唄……”還好列車號已經拿到手了。向疾控中心報告了之后,孫立恩和袁平安換了個班,回來整理材料準備去找周軍報告。

  “這個病人的治療方案你有什么想法?”曹嚴華醫生一邊看著影像學的報告,一邊和孫立恩聊著天,“我去傳染病科那邊看過了,他們的治療方法都……比較經驗化。”

  傳染病科目前收治著十八名患者(董昕醫生和黃文慧主任已經停止治療轉入觀察了),而十八名患者林林總總用著八種不同的治療方案。從奧司他韋到阿比多爾,從利巴韋林注射液到霧化吸入α干擾素,還有扎那米韋和帕拉米韋,甚至用上了洛匹那韋和利托那韋。十八名患者全都簽署了“實驗性用藥”的知情書。而最早發病的0號病人,在使用洛匹那韋和霧化吸入α干擾素的基礎上,同時還被給予了糖皮質激素沖擊治療。

  “我能有什么看法?”孫立恩無奈道,“連病毒的致病機制都沒搞清楚,現在只能憑著當年非典時期的經驗用藥,看看治療情況再說吧。”

  在疫情早期,醫療機構對于疾病還缺乏認知的時候,只能通過經驗用藥先行嘗試治療。而之后隨著對疾病的研究繼續深入,才能找到相對有效的治療方案。

  這是嚴肅而且有些殘酷的客觀事實,并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無數科研人員和醫護人員能做的,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盡量減少對患者的傷害。并且再努力加快一點速度。

  “實驗室那邊出結果了。”孫立恩和曹嚴華醫生正在交流著看法,周策手里拿著一張報告一路小跑沖進了小會議室,“電鏡確認了,是冠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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