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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39章耕鑿居人有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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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38章耕鑿居人有遠心  斐潛特意不是在平陽侯府,而是到了守山學宮之處來召開這個見面會,自然是有他的考量在內的。在平陽侯府內,固然是斐潛的主場,可是官方的味道就太強了一些,而守山學宮從一開始,就有一些學術先鋒的味道。

  不管是率先展開的經文研究,還是對于科舉的學宮內大比嘗試,都可以說是船小好掉頭的典型。

  斐潛想要展開對于當下這個階段新的理論的闡述和拓展,明顯守山學宮會比青龍寺更加的適合一些。畢竟守山學宮會更純粹一些,青龍寺規模雖然更大,但是也因為規模太大,混雜的人更多,心思什么的也就更加的復雜,難以把握。

  從春秋末戰國初開始,因為周朝的制度已經崩壞,導致百家爭鳴,其目的一方面固然是為了自己的國家諸侯帶鹽,另外一方面也是探尋在周制之后,國家應該往什么方向上去走。

  而很明顯,秦國最終贏了。

  秦國的勝利,也導致了在春秋戰國之時的百家爭鳴,最終變成了一鳴,華夏中央集權大一統制度,成為被驗證通過,并且強有力的國家制度。

  隨后的漢唐就貫徹了這條國家制度路線,直至唐代之時,擴展到了古典封建王朝冷兵器時代的巔峰。

  唐朝的騎兵,注意,是在巔峰時期,幾乎是橫掃大漠,震懾邊疆,屠外國滅番邦,便是須臾之間,但很明顯因為技術的限制,交通的不便,以及制度跟不上等原因,中央大集權制度被迫改成了地方軍政府負責制,而尾大不掉的節度府,也使得從唐中后期一直綿延到了宋明,文官挾制打壓武將就成為確保皇權穩固的唯一手段,最終導致明末原本應該抵御外敵的免疫系統,徹底成為了細菌入侵的溫床。

  同樣,也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從春秋戰國開始,涉及國家制度的研討人數,實際上是在不斷的縮減的,百家爭鳴盛況不再。其主要原因依舊是大一統之后,儒家成為了核心學派,而儒家對于其他學派的壓制力,也同樣展現在了學術之中。

  凡事自然有利有弊。

  在封建王朝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的皇權制度和學閥制度之下,華夏古代的封建王朝固然可以在開國之后穩固百年,可也因為其制度是僅僅代表了極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罔顧了基層民眾的需求,最終導致一代又一代的封建王朝的湮滅。

  當然,拋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單純談空中樓閣明顯是在耍流氓,但是同樣的,如果完全不顧基層百姓的死活,只想著在統治階級內部進行調整和改革,利益的騰挪,清末的制憲鬧劇就是最好的榜樣。

  華夏不是沒有聰明人。

  就像是孔子,在春秋戰國時期,他絕對是諸子百家當中的領頭羊人物,那個仿佛被老天爺砸了一下的天坑腦門上,絕對閃耀著常人難以匹敵的智慧之光。

  可是過了百年呢?

  千年呢?

  是古人不清楚這一點么?

  顯然不是。

  可問題是除了天授君權之外,他們還有什么法寶來維持自己統治的合理性?

  自然是咬死牙關,絕對不可能承認賤民才是國家根基,只能一味的強調精英才是國家的未來……

  而想要打破這個鐐銬,正面爭執顯然是不行的。

  只能是潛移默化,溫水煮蛙。

  夫生財之道,莫大于生人。故國未有以人口為累者,惟恐人之不生也。

  斐潛緩緩的說道。

  這個時代,根本不需要那什么的生育。

  嬰幼兒存活率極低的年代,再沒有比添丁增口更讓人高興的事情了。

  昔之制法者,所以制國用者,必計乎人口之眾寡。蓋人之所從生者,地也;地之所由給者,人也。是以先王尚其本而輕其末,務其大而不責其小。是以生人既多,斯國之用自豐矣。

  今之不然,士農工商,皆有所失,而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安。是以流離轉徙,而生人日少,則國用不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以財生民,不仁者掠民生財。國制,不可不慎也。制度得宜,則民生有常。制不宜,則如孔子所喟然,猛于虎也。

  夫國之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必須審時度勢,因俗施宜。故古之圣王,所以能興國者,以其知道也。使之合天地之道,百姓之心,然后可以長久矣。

  吾以為,治國之道,莫大于養民。、

  民者,士農工商也。不偏不倚,不重不傾,方可如天之四柱,使得江山穩固,八荒靖平。

  故民數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罷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諸位以為然否?

  斐潛點了點頭,又補充說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論定高下,無關貴賤職權,諸位可暢所欲言,絕不以言論罪之。

  關于人口的議論,其實各個朝代都有。

  春秋時期大多鼓勵人口增長。

  儒家,黃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觀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與土地之間存在著矛盾,強調人與地的對比關系,而且這家伙還特別注重人口調查,可謂是歷史上組織全國范圍人口調查的第一人。

  然后,韓非子則在商鞅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把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視為民爭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然后韓非子也是光有意見沒建議,他有民爭的憂慮,說是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結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張通過法制來制止民爭。

  到了唐代的時候,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則表示人口與其相生相養論有密切聯系。韓愈認為,人們的物質生活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間相生相養,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勞動,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則他對社會就是無益的。

  依照這種理論基礎,韓愈進一步地將人口將原本的四民,按其職業分成了六民,并且認為農、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養的,為社會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別人供養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對社會有益的人。而所謂僧、道二民,則不從事農工商等經濟活動,卻需要農工商供養,實質上是一種過剩的人口……

  從某個角度上來看,是不是從韓愈的唐代開始,就已經有了精英執政的味道?

  為本階級帶鹽么,人都要恰飯么,有什么問題?

  可是華夏真正想要強大,是能靠單一的階層么?

  尤其是靠那些所謂精英階層?

  天寒地凍的,水確實太涼了,但是頭皮么,還是可以涼快一下,這矛盾么?

  什么才是士?

  那是土的變形啊!

  當然,也不是沒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時的馬端臨,就是華夏歷史上首次明確提出人口質量問題,并論述了其重要經濟意義的人。他表示,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捍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

  雖然說馬端臨之言,未必沒有借題發揮,抒發心中郁悶之情,但也是華夏人口思想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重要進步,要數量,也要質量,否則那些整天不著調的說一些混賬話的癡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么好作用?

  臺下眾人,雖然聽聞斐潛說什么言者無罪,但是在當下明顯是要以此論來正名的時候,跳出來和斐潛做對顯然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潛讓眾人暢所欲言,可依舊是沉默一片。

  斐潛看了看種劼。

  種劼輕輕咳嗽一聲,然后拱手說道:有百畝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國策之易也,足以養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僅足以養十五,雖有經天緯地之才,亦難逃饑饉之苦,甚或餓殍遍野是也。雖有田增之術,然術增之有限,人增之無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潛點了點頭,大祭酒所言甚是。

  單以農而論,田畝之數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畝產養驟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問,理當解之。

  那么,何人可解?斐潛環視一周,溫和笑道,可是令農自解?畝產定數,口算歲增。

  故民匿生者,夭折嬰孩,以免口算。

  故農之困頓,當士以解。斐潛斬釘截鐵的說道,然今山東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稅役而已。

  大漢賦稅粗糙,甚至可以說即便是到了后世,稅收制度依舊不盡如人意。原本應該是起到社會調節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稅收,結果呢?越有錢的越是逃稅避稅,而越是沒錢的,則是被各個環節當中轉嫁的稅收壓得喘不過氣來。

  比如大米立減國的感謝藍莓稅,棉花糖稅,切面包稅,熱湯稅,雕刻南瓜稅……

  至于其他國家么,嗯,咳咳……

  為求賦稅口算,必有嚴律。蠹吏上下其手,鄉紳巧奪民脂。斐潛說道,非田不足以養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橫生,法令難行。下視上者鄙,上視下者賤,

  是故,山東之賊,驅民而死,以戰而減口,此乃絕戶之術也,如當下河東之難。

常有聞大義之所謂,曰民之重也,然則待其政甚苛,豈非實視其如草芥乎?茍政失其道,民怨沸騰,國將不國。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賊,以政之苛,害于百姓,是自絕于天子,自絕于大漢,自絕于天下也!

  沒錯,斐潛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側,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義來進行戰爭,也不想要讓自己和老曹同學的爭斗,淪為諸侯和諸侯之間的勾心斗角,變成所謂的圈子競爭。

  在斐潛早期,喊一喊這些口號,沒有什么關系,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這么喊,如果說斐潛喊一個為什么服務的口號,說不得當場就嚇攤一堆人……

  而在當下就不一樣了。

  很明顯,斐潛需要提出一個和山東道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來,而類似于山東之輩喊的那些大義,斐潛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強用了,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雖然說對于春秋無義戰,眾人已經有了共識,但是不能說就知道無義,便去裝出一副大義來掛在臉上。

  就像是斐潛所說的那樣,如果單純的將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顯然是不對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個纏繞而生的共同體。

  因此人口問題,也不是一個單一的獨立的社會問題,而是與資源、環境、經濟發展、文化傳統等相融合的復雜問題。

  人口不足或人口過剩,都會將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

  一個國家應該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適度的人口規模,這種人口規模和人口密度是與本國土地和自然資源的稟賦、知識技術應用水平、工農業的生產能力、民眾撫養能力都相適應的,是屬于一個動態變化的范疇。

  既然是一個動態變化的范疇,就自然需要一個適合的國家制度,去進行調節和干預的。

  一個死板的政策,動不動就是祖宗之法,顯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國家制度的優劣,律法的差異,就體現出來了。

  在大漢三四百年間,皇帝大臣難道不知道政令賦稅律法等等有問題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還沒到鬧騰的地步,因此就沒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實在不行拉三公出來道個歉,說一聲摩西挖開啊立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確實,只要底層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時候,是絕對不會冒著生命的危險去發動農民起義的。所以統治階級的相對反應遲緩,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沒到最后一步,統治階級多半還覺得可以繼續讓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華夏整體的社會發展的根本是由華夏廣大的民眾所推動的,而不是由野心家決定的。所謂的時勢造英雄,其中的時勢,就是民意,而民意來源于就是最底層民眾最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說,最底層的百姓的生存狀況,才是最終決定了整個社會是否穩定。當基層百姓生存困難的時候,整個國家自然就是不平穩的,不安定的,這就是為什么后世資本主義國家一旦出現了什么問題,便是立刻給底層民眾發放福利券,以及類似相關舉措的原因。

  這是人類在社會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畢竟華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將人口相對簡單的分為基層階層和統治階層。

  當人口數量增長受到來自于環境抑制的時候,最先也是受抑制最厲害的是基層階層,而統治階層由于擁有豐富的生產生活資料,往往是不受多少影響的。這就使得tongzhi階層的人數比例在總人口數中驟然上升,而統治階級為了維持至少是之前的生活水平,就會想方設法的增加稅收,而基層階層的交稅負擔就會增大。

  華夏既然從春秋就開始高喊以人為本,仁義道德,那么此時此刻,何嘗不是將這些喊了許久的正義落到實處的一個機會?

  即便是斐潛心中清楚,這種正義的保質期不能確定,但也終究是好過沒有。

  在經過了種劼令狐惠等人,有意或是無意的詢問和烘托,斐潛也就將最后的結論說出……

  夫四民之業,乃國之基石。士以篤學立身,農以耕稼養命,工以技藝成器,商以通貨致富。四者各司其職,相生相養,共濟大漢之繁榮。

  士者,國之棟也。讀書明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徒章句之儒,更應致用之才。故士不可不勉于學,以備朝堂社稷所需是也。

  農者,國之本也。食為人天,農為食本。春播秋收,夏耘冬藏,粒粒皆辛苦。農人勤于田疇,使倉廩實而民心安,國運自可長久。

  工者,國之巧也。匠心獨運,技藝精湛。鍛鐵為兵,筑土為城,造舟車以利交通。工者之技,不僅為民生之便,亦為國家筋骨之強是也。

  商者,國之脈也。賈以誠信,販以公道。商旅往來,貨物流通,財富匯聚。商者之道,能令四方之物,各得其所,亦使國家富足,血脈通流。

  四民之業,各有所長,各有所專。時代變遷,物換星移,四民亦當隨時而變,應勢而生。是故,四民之分,乃職責不同,非有上下之別,亦無高低貴賤之分。取子之能,展子之才,以職利民,以能興邦,故為官者,采四民之所長,通四民之所職,以四民之所制,養四民之所生,以興邦國,以福黎民。

  眾人神態各異,有欣慰者,贊嘆者,也有疑慮者,遲疑者,同樣的也有低著頭,似乎不愿意讓人看見其表情者。

  斐潛停頓了一下,然后繼續說道:

  昔者,堯舜禹湯之世,道德昭顯,仁政流行。為政之人,以道立身,以德治國,堅守本心,不為世俗所搖。是以四海之內,風調雨順,萬民安居樂業,和氣融融。

  是故,執政當守山。山者,性善之所在,天理之根柢。持此心者,可以正己,可以化人,可以安社稷,可以寧百姓。

  執政當通衢。衢者,天下之往來,八荒之所向。持此意者,心之所至,大漢為疆,天塹化通途,險峻若平川!

  執政當有道。道者,不為利欲動,不為權勢惑,持此道者,無我無私,公平正直,承前而啟后,鑄千秋功業!

  然則,守山通衢有道,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需諸君共勉,同心協力,始能臻此天下泰和之境。如是,州郡太平,百姓安樂,四海一家,共享大漢之福!

  今有賊,失其山,斷其衢,亂其道!驅百姓如豚犬,陷社稷如兒戲!內無統四民之制,外無御戎胡之法!唯知貪奪民賦,苦征民役,盤踞高位,以害國邦!此乃大漢之禍端!

  一身禍福,介在毫芒,千古勛名,爭之頃刻!須知順逆有大體,千秋可定名!當此討賊革逆,除惡政,興漢制,定國邦,靖四海八荒!

  布告海內,咸使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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