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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三章 在牯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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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林子軒的想法,《雪國》這類小說看過之后會讓人有輕生的念頭。

  那是一種對人生的懷疑和厭倦,小說中的憂傷和悲哀甚至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時代的。

  后來有日本的文學評論家就認為《雪國》是川端康城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消極抵抗。

  對于那場戰爭,川端康城是不贊同的,但也無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極逃避,通過主觀感覺來曲折反映現實世界中不協調的關系和矛盾現象,把現實抽象化,追求一種超脫。

  于是,小說中在東京百無聊賴的島村才會到雪國去尋找慰藉。

  然而,悲劇是彌漫在整個時代的,他根本無從逃避,所以小說中的主人公無法擺脫“死亡”的哀傷。

  在這方面,《雪國》和郁達浮的《沉淪》有相通之處。

  兩者都是直接對“死亡”進行描寫,通過對待“死亡”的態度來表現整個時代的悲哀,在黑暗時代中用“死亡”譜寫各自悲涼的人生。

  當然,兩者還是有不小的區別。

  郁達浮的文字中充滿了痛苦和恐懼,川端康城的文字則唯美而平靜。

  川端康城沒有抒發主人公內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種輕描淡寫的方式把哀傷在細碎的情節中展現出來,讓人覺得寧靜安詳。

  讀者看《沉淪》的時候,會感受到主人公強烈的情緒。

  而看《雪國》的時候,就會是那種淡淡的哀傷,這種哀傷不強烈,但更為持久,讓人久久難以忘懷。

  林子軒不知道郁達浮翻譯的時候是什么感覺,反正他寫出來的時候感覺不大好。

  不過,這一切都過去了,他來到了廬山的牯嶺,準備渡過一個漫長的假期。

  牯嶺位于江西九江境內,是廬山景區的中心,是一座美麗、別致的、公園式的小山城。

  這里別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這個避暑勝地本來就是由外國教會的傳教士建立起來的。

  1895年至1920年間,以李德力為首的基督教勢力興盛起來,廬山上僅教堂就有13座,教會派別16個。

  每年夏季,基督教傳教士云集廬山,常達數百人。

  這些教會組織或舉辦討論會,或開辦培訓班,或商議教會事宜,或傳輸宗教信義,或創立學校、醫院和慈善機關,將宗教的觸角延伸到廬山的每一個角落。

  整座牯嶺上有五百多棟別墅,其中屬于中國人的有一百棟左右,這些別墅都屬于中國的達官顯貴,豪門巨富。

  賽珍珠的父親作為傳教士,出手的比較早。

  1897年1月14日,賽兆祥在這里買了一塊地皮,蓋了一棟小小的石頭別墅,有著敞開式的外走廊和歐式老虎窗,樸素而淡雅。

  別墅雖然不大,但足夠他們住了。

  林子軒并沒有像其他富商一樣帶著很多仆人,甚至還帶著自己的廚子。

  他只帶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鏢,保鏢是馮敬堯的手下,用來保護馮程程。

  現在的中國雖然不是到處戰亂,但路上并不平靜,難免會碰到一些意外情況,帶著保鏢心里會安穩一些。

  至于下人,則是負責他們的日常生活。

  馮程程這種大小姐自小過的就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雖然在女校學習了家政課,但廚藝如何,還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軒未必有品嘗的勇氣。

  何況到了廬山,來這里避暑的社會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沒有見過,但總有耳聞。

  或許會有各種聚會,有下人打理會輕松很多,沒有主人家親自上陣的道理。

  其實,林子軒想和馮程程過一段沒有人打攪的安靜生活,他本身不喜歡交際,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賞風景,晚上看看書,悠然自得。

  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語言,而且付諸實施。

  來到別墅后,布克就帶著一箱子書籍進了房間,繼續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時候才會出來。

  這是典型的學者做派,賽珍珠習以為常了。

  這里的每一棟別墅都相隔較遠,不會彼此打攪,牯嶺的夜晚非常安靜,完全沒有城市里的噪雜和紛亂。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看著漫天星光,品著紅酒,隨意的閑聊著,倒是一段愜意的時光。

  賽珍珠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別墅旁邊就有一座基督教的“圣公會”教堂,也是她父親以前經常布道的地方。

  馮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學上學,同樣信奉基督教。

  林子軒雖然不信,但也入鄉隨俗,裝作相信的模樣,時常會到教堂做禮拜。

  在牯嶺生活不可能不和教會打交道,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傳教士來到牯嶺,這里儼然成了一場宗教盛會。

  賽珍珠偶爾會在別墅里招待一些相熟的傳教士。

  她就是傳教士家庭出身,所以這種傳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她在寫作的時候都沒有忘記,或者說她是用小說來傳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說中彌漫著濃厚的基督教情結。

  不可否認,在現在的中國,隨著外國列強的日益強大,基督教的傳播愈發的興盛,他們用西方的宗教滲透進中國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游覽廬山的時候曾說過:牯嶺,代表著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與此同時,在北平的文壇發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時也是一件永遠解不開的謎團,就算到了后世,也沒有人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

  1923年7月19日上午,魯訊回到八道灣胡同的家中,周作仁親手交給他一封絕交信。

  “魯訊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從此,兄弟絕交,不復往來。

  這可以說是民國文壇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后世對這封信更是百般解讀,眾說紛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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