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子軒籌備新電影的時候，上海的報紙上開始了一股討論這個時代愛情觀的熱潮。
起因就是他的那本武俠小說《白馬嘯西風》。
林子軒把稿子交給嚴獨賀后就沒有注意，這畢竟只是一部中篇小說，還不到七萬字。
嚴獨賀看完之后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特別的怪異。
第一個怪異在于這是一部以女性為主角的武俠小說。
在《白馬嘯西風》里，最重要的人物當然便是李文秀這個女孩子。
全篇故事都是圍繞著她發展，她目中所見，心中所思，全成為故事的情節。
在中國這種男尊女卑的大環境下，不能說沒有以女性角色為主的文學作品，但極為少見。
在戲曲上有《楊門女將》，詩歌上有《木蘭辭》，更有無數描述閨怨的詞作。
也出現過如李清照和朱淑真這類詞壇名家。
但女性文學從來都不是文學創作的主流，甚至是偏的不能再偏的冷門。
在十里洋場，有些末流的作者為了勾起男性讀者的好奇心，特意用女性的視角和語氣寫艷情小說，這在文壇屬于不入流的手段。
嚴獨賀不相信林子軒會采取這種方式來吸引讀者，他想到了林子軒的《亂世佳人》，也是以女性的視角來講述故事。
這難道是小說未來的創作趨勢？
他不知道的是，自從民國開始，西學東漸、興辦女學、大學開女禁，女子能夠入學，甚至是到國外留學，這讓女子增進了學識，開闊了視野。
由此培養了一批思想獨立的女性文學家。
她們以女性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以細膩而溫婉的筆觸寫出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
女性文學逐漸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潮流。
女性文學和女性解放是相伴而生的。
早期的女作家，如廬音、石評眉、馮沅珺的作品里那種濃得化不開的迷惘、徘徊、悲涼之氣，便源于這種女性解放的理想與封建古國沉悶落后的現實之間的矛盾。
后來的張愛靈和蕭虹，更多的是對自我的生活，對社會的探尋。
至于后世的女性文學，更是觸及到了心靈和身體的層面，爭取徹底的解放。
林子軒的《亂世佳人》和《白馬嘯西風》恰巧出現在了這個時間點上，又恰巧以女性為主角，可以說是一種巧合，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必然。
這是中國女性文學萌芽和覺醒的階段。
林子軒一不小心扮演了女性文學啟蒙者的角色。
當然，就算沒有林子軒，也會有其他人扮演這個角色，女性文學的覺醒是時代大環境造成的，正如白話文的出現一樣。
胡拾和魯訊也只是時代的選擇。
這兩部小說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特別是在女性群體中，她們喜歡思嘉身上西方女人的直爽，也喜歡李文秀身上東方女人的含蓄。
她們從這兩個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一種希望。
思嘉和李文秀一樣，都是有獨立思想的女人，不過對于得不到的愛情，思嘉選擇了爭取，李文秀則選擇了放手。
這就是西方女性和東方女性的區別。
上海的女人更容易接觸到西方文化，更為大膽，有些女人甚至給林子軒寫信，想要和他談談人生和理想。
這其中不乏上海交際圈子里的名媛們。
這些名媛們的生活較為豐富，但內心頗為空虛，她們把林子軒當成了知音，認為他最懂得女人的心，否則寫不出如此讓人動情的人物來。
這些信件成了林曉玲和馮程程取笑林子軒的證據。
在馮程程看來，林子軒真不怎么懂得女人的心思，在和女人的交往中，有時候甚至是有些笨拙，不知道怎么應付。
這和上海灘那些周游在美女圈子里的公子哥們截然不同。
這也是讓馮程程放心的地方。
不過她不知道，林子軒只是繼承了后世的性格特點，骨子里想入非非，表面上道貌岸然，典型的有賊心沒賊膽。
嚴獨賀認為第二個怪異之處在于《白馬嘯西風》不像是武俠小說，更像是言情小說，而且是那種虐主的言情小說。
因為它提到了一個命題。
如果你愛的人不愛你，你該怎么辦？
這就是引發上海報紙大討論的主題，我們應該有什么樣的愛情觀。
在這個時代，包辦婚姻還是主流，能夠追求自由婚姻的畢竟是少數。
在民國時期，法律上規定了是一夫一妻制度，想要再娶，必須要和原來的妻子離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代很多名人都有離婚的歷史，比如徐至摩。
同樣也能看到很多女性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
這是一個思想解放而風起云涌的大時代，舊思想和新思想進行著激烈的碰撞，從而造就了無數人的悲劇。
那么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是小心的維護舊有的婚姻，還是追求自己的幸福。
這里要說明一下，雖然民國時期規定了一夫一妻制度，但執行起來比較困難。
因為很多男人都有妾室，后來法律做出補充，取消“妾”這種說法，把“妾”算成是男人的親屬，所以就有了姨太太這種稱呼。
說起來是掩耳盜鈴的做法，但在民國時期非常的普遍。
《白馬嘯西風》在《快活林》上連載了一個月。
讀者們原本非常期待武俠大師金勇的新小說，可真正見到了卻驚訝不已。
這是一個沒有朝代背景，發生在遙遠大漠的一個女孩子的故事，和《射雕英雄傳》這種大氣豪邁的武俠小說不同，這更像是一部愛情小說。
尤其是最后李文秀放手離開大漠，孤零零的一個人返回江南，更是讓人揪心不已。
于是，有人看的憋悶，就在報紙上發文討論李文秀的選擇，對待愛情，要不要放手？
接著就有人說起包辦婚姻的問題，在包辦婚姻之下，我們根本沒有選擇愛情的權利。
還有人對當下離婚的人做出批判，認為是拋棄糟糠之妻，應該受到社會的譴責。
此時報紙上的討論已經遠遠超過小說的范圍，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不少學者參與其中，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討論愛情和婚姻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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