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塵埃落定，老蔣風光無限，拔劍四顧心茫然，目標也就是咄咄人的小日本了！此時的華北日益的風聲鶴唳了。日本自從“2.26”少壯軍人發動兵變以來，軍國主義分子已經完全上位，把持了國家大權，綁架了整個大和民族！1937年5月，在元老西園寺的推薦下，不到五十歲的近衛文磨正式組閣，出任首相，受外界熱捧，被稱之為“青年內閣”。完全就是順從著軍部、參謀本部的年輕軍官們的調子在做事。關東軍司令官此時換上了植田謙吉大將（陸大第21期），而參謀長由熱血軍官東條英機中將（陸大第27期）接任。植田和東條都是武士道精神十足，極力主張“對華一擊”論的支持者。不夸張的說，此時的日本要么發動大規模的對外侵略，要么就要承受青壯軍官起來爆發全國性的內亂！所有理智的、堅持緩進的人士集體失聲，誰也不敢觸那些橫著腳走路的“憤青”們的霉頭！
面對鄰居的日益威脅、鼓嘈，倍感危機的中國各界自然也不甘沉淪、屈服！從平津、華北而起的學生要求抗日愛過運動迅速席卷全國，影響到全社會個階層。經過西安事變的催化，終于見到了全民族團結一致、共抗強敵的曙光！難得的是，不光是國民黨中央，現在連同各地方軍閥，乃至中共都團結到了一起，組成了舉國一致的最強大合力！中國由希望了！中國不會亡了！
心情大好的老蔣，在五屆三中全會后，特地召集汪精衛、孔祥熙、李義、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何應欽、陳誠、白崇禧、宋子文、蔣百里、唐生智、戴笠等人在南京湯山溫泉舉行一個務虛會。既然是務虛會，那么會議采取自由發言、暢談無忌的形式展開討論。議題就是一個，對日作戰該如何進行，我們該做怎樣的準備？會議要求所議涉及的方方面面：陸海空軍、資源委員會、軍工署、工業委員會、外交部、財政部、交通部、農業部等各個部門必須派干員攜帶詳盡資料備大會咨詢。最終目標形成會議記錄，作為制定對日作戰計劃的指導性意見！這個點子當然是李義出的，地點也是李義選擇指定的。關于會議的形式也是李義這個后世之人提出的“務虛”。大家輕松愉快地集思廣益，談笑中就能指點出抗戰的雛形！
會議分三個階段進行：先是與會的大員各自草擬一個方案，可以私下交流討論。各部委的干員們集中等候在一邊，隨時備咨詢。時間三至五天；接著就是大家開會討論，拿出各自的方案會上交流，相互形成補充。會議時間暫定五天；第三個階段乃是成文階段，由蔣百里主持，白崇禧、陳誠、唐生智協助，拿出一個指導性的會議決議來！
全面抗戰，那是牽扯中日兩國各個方方面面、千頭萬緒的宏大事件。出于對國事的負責任，與會的大員們那可是人人重視，拿出渾身的解數來擬定方案。為了全面兼顧，幾乎每個大員身邊都聚集了幾十上百人的參謀班子。離譜的保安軍總司令李義不光集中了六十多人的參謀隊伍分項目論證，還弄了十多個美國、德國顧問參與其中。最后，因為其方案的全面、細致，會議決定以其方案做底本，結合其他大員的補充修改定型。蔣百里、白崇禧兩個被李義拖著幾乎天天吃住在一起，好在這家伙有錢，能變著法的招待兩人，這才打消了他們的怨氣！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國民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隨形勢變化，在“安內然后攘外”的政策指導下，就已經開始著手進行抗戰的準備了。
首先一個就是抗戰思想文化層面的準備。這個始于“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至1933年“華北事變”期間逐步具體化，之后全面展開。在教育、宣傳、文學藝術等方面，逐步改變清沒以來“以日為師”、“日中友善”的認識，從具體事實中揭露日本人貪得無厭、兇殘成性的本性。教育國民提高警惕、全面戒備日本這個東方小霸王的侵略野心。
“濟南慘案”后，蔣介石萌生了仇日雪恥的思想。事后他對此耿耿于懷，如鯁在喉。他在給南京中央軍校師生講述慘案經過時仍悲憤填膺，指出：“凡中國人，凡是我們黃帝子孫，對于這種恥辱是永遠不能忘懷的”！之后，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國防教育明顯加強。南京國民政府特別注重激發民族意識的愛國宣傳。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難當頭。日本人露出了它尖利的毒牙和魔爪！南京國民政府認識到，“日本現在強占了我們東三省，第二步一定就要進占我們河北、綏遠、察哈爾，甚至山東、山西這些地方，就是他們最近不進占，遲早總是不滿的！”所以在猛烈“剿共”以“安內”的同時，也開始悄然進行國防建設，并對全國進行抗戰的精神動員。1934年3月，蔣介石在對陸軍大學學員訓話時強調：“我們弱國要抵抗強國，不能靠武力而要靠我們的國民尤其是軍人的精神和人格。”在軍隊里進行精神動員與訓練。同時為抗戰準備而進行改革教育，“中華民國之教育”，應以“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各級學校及社會教育，應一體注重發展民國之體育，中等學校，及大學專門，須受相當之軍事訓練。”在文藝宣傳上也強化為抗戰準備。1933年通過的《文藝創作獎勵條例》，強調非“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者；激勵民族意識者”，不得評獎。當然，在李義的強調下，早在上海“一.二八”就開始了文物遷運的準備。為搶救國寶，延存國命，南京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后由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奉行政院核準主持文物南遷，在1933年先后五批分運京滬。
1935年“華北事變”后，日寇禍華深急。民族危機，威脅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加上中共從“反蔣抗日”到“蔣抗日”直至“聯蔣抗日”策略的轉變，這使南京國民政府得以逐步調整“安內攘外”的方針，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抗戰準備緊鑼密鼓地展開了。蔣介石倡導新生活運動時，他曾私下向人透露：“我有一個深意藏在這新生活運動里邊，我想發動全國人民，利用新生活運動發動全國人民作抗日運動。”日本參謀部人員向上司報告時也認為：“蔣介石所領導的新生活運動，現已轉變為國家軍事的總動員運動。”在具體施行上，國民政府更加緊對軍人和學生的軍事教育與國防教育。國民政府軍委會辦公廳所擬《軍事時期全國學校動員準備概要》及有關文件，也提出了學校應作隨時遷移之準備的要求。文化事業以喚起民族意識、保存民族美德、提倡積極人生為主要目標，構筑精神國防。面對先進、強大的日本軍隊，大力宣傳全民族要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提出要以國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國民黨歷史與國民革命精神來教育國民，對抗喧囂塵上的瘋狂武士道精神。
南京國民政府抗戰的思想文化準備是一個漸進過程：“濟南慘案”后開始醞釀，“九一八事變”后循次啟動，“華北事變”后全面展開。
在南京國民政府抗戰的思想文化教育的引導下，結合1928年以來的日軍暴行，抗戰教育，功效斐然。成功地讓中國各階層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狼子野心和兇殘本性。認識到抗日戰爭乃是事關我民族生存、亡國滅種的巨大事業，值得全民族為之殺身成仁，拋頭顱、撒熱血！為全民族的全面抗戰從精神上、文化上、人才上、干部上以及堅忍耐久承受力上做了徹底的準備！
有道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乃是衛家國、求生存的正義戰爭。而日本人的侵略是以掠奪、奴役為目的的強盜行徑，其不正義性注定了其失道寡助，必然注定了失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