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蟲 文仁貴看到楊星交出資料主要分為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主要是關于國內許多官員在最近這一波房地產熱潮中表現出的種種丑態。()自從國內開始商品房改革后，這幾年國內地產市場非常火爆，誕生了一大批地產富豪。而這其中，作為審批地產項目的官員無疑執掌著相當大的權力，想要發財一定要擺平當政官員，是不少地產老板的同感。
而許多官員也覺得這是天賜良機，和不良地產老板沆瀣一氣，上下其手，在地塊招投標中大做手腳，收受巨額賄賂和回扣不說，還以個人和親屬名義瘋狂購買緊俏房源，或囤積居奇，連上幼兒園的孫子房子都準備好，或炒買炒賣第七百七十七章社保大案，把房價炒得老百姓無法高攀。
這幾年房價連連上漲，京上廣等大城市的房價早已超出了當地普通百姓承受能力，“蝸居”、“房奴”等說法不脛而走，算得上是一大民怨，而地產商無疑成了最被口誅筆伐的對象，就連國內地產老大星華地產也遭受無妄之災，屢屢被指責是推高房市的黑手。
星華地產高層對此很是無奈，自認集團秉著大老板楊星的原則，從一開始就涉足開發高檔住宅、別墅和商業地產項目，銷售對象都是國內豪富和海外成功人士，就沒開發過針對普通市民的商品房，現在這純粹是遭遇池魚之災。可民間反應這么激烈，總部也不敢掉以輕心，生怕星華地產運作中出現問題。就仔細追查開發和銷售各個環節，結果本身沒查出多少問題，卻牽連著揭出了國內不少地方官商勾結的地產黑幕。
按照楊星以前的想法，這些查出來的資料只當是個存證。不到必要時絕對不會拿出來，因為這牽涉太廣，容易犯眾怒。可如今國內對手連自己的命都想要，他也就第七百七十七章社保大案顧不上什么大局觀了，專門挑出跟司徒信背后那尊大佛一系有關官員黑材料，徑直送到了文仁貴案頭。
楊星向文仁貴表示，其實不用他刻意去收集這些材料，實在許多地方官員吃相太難看。很多事情稍加打聽就能發現。其實想要揭露這些官商勾結的勾當很簡單，因為房產證必須用身份證登記，現在國內房地產管理逐漸正規化，房產登記和檔案管理都采用了微機處理。(百度隨夢,最快更新)想要查出官員名下掛著多少套房子，將計算機信息來個全國聯網，通過聯機查閱數據庫就能簡單解決，并不存在什么技術難題，畢竟數據信息采集工作量更大的身份證數據庫和銀行征信系統都建成了。
可吊詭的是。從地方到中央，幾乎無人對此問題開口，主管部門更是一直視若不見，幾次人大會上有代表提出議案也如石沉大海。就是因為其中牽涉面太廣，既得利益者頑固阻截。導致各方都抱著不想得罪人的態度，才讓地產界黑幕如此沉重。
文仁貴對此也知道些。以前沒一下挑開，就是有“顧全大局”的因素考慮。但現在楊星提供的資料上詳細把每一個官員包括老婆孩子在哪里有幾套房，用的是幾張假冒身份證等問題都一一列舉出來，已不單只是地產問題，還涉及到國家登記公民信息真實性與否的大漏洞，要知道偽造身份證可是大罪，這些人肯定還勾結公安系統的警員做了手腳才能一人購買多套房屋，難怪最近網上稱他們為“房叔”、“房姐”的傳言滿天飛，不得不引起重視了。
而通過對地產市場的順藤摸瓜，楊星提供資料中引出另一樁大案無疑更讓文仁貴憤怒甚至恐懼。在對司徒信一派人物調查中，楊星把他前世中捅破天的大案和建設領域一些公共設施營建項目一聯系，發現果然歷史慣性依舊，那些人依然是膽大包天，楊星也就沒必要留著這個護身符，一起拋給了文仁貴，那就是國內許多官員挪用國家社保資金對外投資，重點就在“金橋銀路”上！
建國后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企業保險”制度，在城鎮國營企業中實行從搖籃到墳墓一條龍由國家大包大攬的社會保險制度，雖然讓許多人對鐵飯碗羨慕不已，但也造成了嚴重的城鄉差別和人人平均分配，個個貧窮的大鍋飯社會，引發民眾怨言不斷。
改革后，我國開始調整社會保險模式，由企業辦社會轉變為國家統籌，實行全民社會保障制度，開始逐步建立起適應國情的以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為核心的社會保險體系。1991年國務院發布《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提出了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險目標，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先由市、縣級統籌再逐步過渡到省級統籌。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改革也開始啟動。與此同時，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開展了中央政府主導下的大規模扶貧運動。
1993年后，圍繞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而國內加強了社會保障立法，在遵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前提下，通過國務院一系列行政法規的出臺，基本建立起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力保障國企平穩改革，促進了社會穩定。去年國家又將社保制度范圍擴大到農村，著力解決我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由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薄弱問題。為此國務院相繼頒布了多項政策文件，涉及養老金計發、農民工社保、農村低保、擴大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等多個方面。
中央對于新型社保制度非常重視，視其為國家基石所在，其中養老保險基金作為每一個繳費者的“保命錢”，更是通過法律要求社保賬戶專款專用。目前我國各項社保基金規模已達1.8萬億元，其中地方社保占據主體地位。
但由于制度和觀念的滯后，目前還沒有一個系統的法律法規對地方社保進行規范，加之全國社保對地方社保不存在監管與隸屬關系，一些“有心人”就盯上了這筆數目龐大，又短時間內不會集中使用的”閑錢”，地方社保資金突破國家所規定的投資范圍，涉足高收益投資領域，產生高風險導致重大損失的案件屢屢發生。
1998年以來，全國清理回收擠占挪用基金160多億元，現在還有10億元沒有回收入賬，可楊星這次提交資料中顯示僅上海一地，可能涉嫌違規挪用、侵占的社保資金就高達百億元，涉及的上海大小官員，包括市級領導有數十人在內！如果是真的，將是建國以來少有集體貪腐大案。
面對這個結果，連一向溫和的文仁貴都出離憤怒了，心生起“殺光這群貪官”的念頭。但他畢竟是一國總理，冷靜下來后，對楊星表示，這件事無論是出于楊星私心還是公義，他都會一查到底。這件事太大，為了等會向一號首長匯報，之前他還想聽聽楊星此案具體細節。
楊星當然不會說我早就知道上海社保大案的結果，按圖索驥倒推回來尋找蛛絲馬跡。他先用和曾經的上海第一富豪，現在淪為階下囚的朱紫宗恩怨談起。當初朱紫宗伙同江浙一帶富豪企圖染指中星集團，被楊星狠狠反擊了一把，不但把他的家業搞垮，還順便狠宰了一刀他背后江浙一帶以“金橋銀路”為代表的半民間，半官方的富豪們。
他在調查這些承包路橋的老板時就發現，不少人原先是做莊股市或期市翻船后“神奇”復活，通過收購許多收費路橋再次飛黃騰達，這從商業角度來看幾乎不可能，因為路橋建設投資巨大，一向是國企盤子里的菜，開放政策之前，國內公路歷來以國營主體“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模式建設，在引進外資和民資的背景下，才發展出相應的BOT和TOT模式。
BOT就是楊星當初向山城政府推薦修建輕軌交通的方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政府將一個基礎設施項目特許權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許期內負責項目設計、融資、建設和運營，并回收成本、償還債務、賺取利潤，特許期結束后將項目所有權移交政府。TOT方式則是將現有已建成的設施轉讓給投資者，國營主體收回資金投入新的建設。這一模式一般不涉及項目的建設過程，避開了BOT方式在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各種風險和矛盾，同新建項目相比，風險和矛盾有所降低。
但事與愿違的是，在高速公路“允許民間資本進入”政策實施過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強勢干預，黑箱操作，公開公平競爭環境難以形成，“民營化”實驗迅即成為官商勾結的場所，高速公路等大型公共基建項目演變為權貴資本融資工具，案例頻發。
上海社保大案起因就是幾個路橋老板先是利用關系低價取得幾條高速公路和大橋的收費經營權后，采用BOT或是TOT方式挪用建設資金，虛增建設成本，最終收買政府官員延長公路收費年限，繼而干脆直接賄賂官員在建設期間用項目名義從金融和社保機構套出大筆資金投入其他領域投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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