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昭的帝國建立的很是倉促，時間也不長，民族主體有蒙古人，漢人，回民，番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
其中各自的生活習慣，民族傳統，各自的精神信仰都有不同。番族更是因為信仰發生過戰爭。
不過對于劉元昭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宗教必須在國家和法律的監督下正常運行。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各宗教文化已成為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我國的宗教徒有愛國愛教的傳統。
劉元昭支持和鼓勵宗教界團結信教群眾積極參加國家的建設。各宗教都倡導服務社會，造福人群，如佛教的“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天主教、基du教的“作光作鹽”、“榮神益人”，道教的“慈愛和同，濟世度人”，教的“兩世吉慶”等等。
在帝國，各種宗教地位平等，和諧共處，不許發生過宗教紛爭；信教的與不信教的公民之間也彼此尊重，團結和睦。
這既是由于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兼容、寬容等精神的影響，也是一個國家正確處理宗教問題的做法。
實現宗教信仰自由，是符合華夏帝國的國情的。
同時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
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lie的行為。
民族團結是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前提，是祖國統一的基礎，因此，必須維護民族團結。
維護民族團結，既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既要認真落實民族政策，認真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又要堅決反對破壞民族團結、制造民族分lie，依法嚴厲打擊和制裁分lie祖國的活動。
當然民族這個定性，在這片地區還不流行，對于大明來說依舊還是夷狄諸夏。
正所謂，華夏入夷狄則夷狄之，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辨”，區辨華夏與蠻夷。古代華夏族群居于中原，為文明中心，而周邊則較落后。
東周末年，諸侯稱霸，孔子著春秋大義，提出尊王攘夷，發揚文化之大義。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后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為諸夏，如行為不合義禮，亦視為夷狄。
中華世界重衣冠禮儀，《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周易·系辭下》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禮而治天下，被儒家尊為圣人。衣冠、禮儀往往用來代指文明。
最開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諸侯封國，稱諸夏。
《國語·鄭語》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國語·周語下》說:“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后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后也。
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
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和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也就是說，鯀、禹與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岳與各姜姓國，「皆黃、炎之后也」。
西周共王時器《墻盤》銘文云:“上帝司夏尤保。“可能是銅器中所見最早的一個“夏“字，但含義不指夏朝。
夏商周乃至春秋戰國時，諸夏與夷的區別主要是農耕的城邦和游牧的山野牧民之區別。諸夏有禮，而蠻夷無。
若說中國的皇帝是天子，中國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系是貢國和屬國的關系，其首領只能被稱為王。至少要在秦之后。
華夏文明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周邊國家接受中華思想，又常自稱“華夏”、“中國”，這被稱為小中華思想。
中國和這些周邊國家和地區合稱為中華世界。
由于中華世界為儒家社會，儒家文化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因此這些地區又稱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漢字而稱為漢字文化圈。
就中國典籍上的記載來看，先秦華夷之辨區分的主要標準是以華夏禮儀的有無。
漢晉以后華夷之辨區分的主要標準是以血緣遠近。
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個標準血緣衡量標準，地緣衡量標準，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
實際情況是，在先秦以后，在“華夷之辨”上的衡量標準是三個標準并行，以血緣及地域進行衡量的觀點一般在華夏面臨嚴峻威脅即遭遇嚴重入侵和災難時占據主流，而這主要也是為了保護華夏族群的存續。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論的影響，很多學者認為古代中國沒有民族主義，但實際上，古人們民族國家意識最突出的表達莫過于“華夷之辨”。
“華夷之辨”存在著深刻的民族主義色彩。
因此，古代中國人具有史所罕見的最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
而先秦中國人嚴格地以文化（服飾、禮儀、思想、道德等的綜合體）嚴格區分先進的華夏族與落后的蠻夷，漢晉開始以血緣為主要因素區分。
所以說，用西方的東西來衡量中華的東西根本就行不通，我們有自己的體系，當然，活水不腐，學習他人長處，補上自己短板，這是對的。
但是全面否決自己，那就是傻子。
劉元昭是在和文官，武官，有錢的百姓，一般的人家，普通士兵，小孩，以及其他民族的百姓。
他仔細詢問了他們的想法，也搜集了一些民族矛盾的案例，同時還有錦衣衛的暗中走訪。
對于宗教和民族問題，劉元昭必須進行改革，當初的做法太過于簡單，靠著武力強壓那只能是讓矛盾越來越深。
而這一次，劉元昭擊敗了滿清，讓他一時緩不過氣來，至于大明還在剿滅自己內部的流寇，無暇顧及周邊情況。
特別是跟隨劉元昭一起打滿清，又是死傷近萬，崇禎現在還在心疼，不敢再霍霍了。
四月，給事中吳甘來請發粟以賑饑。時山西、陜西自去年八月至于是月不雨，赤地千里，民大饑，人相食。民饑而亂興，而明將多殺良冒功。中州諸郡，畏官兵甚于“賊”。疏入，初六日，崇禎帝詔發帑賑饑。
六月，總督陳奇瑜與鄖陽撫治盧象升合兵于上津。時農民軍各部多入漢南，陳奇瑜乃引軍西向，約會陜西、鄖陽、湖廣、河南四巡撫圍剿漢南農民軍。
農民軍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部見明軍四集，誤走興安（今陜西省安康市）車箱峽（今陜西省平利縣老縣鎮）。
峽谷之中為古棧道，四面山勢險峻，易入難出。時天雨兩旬，被困的農民軍馬疲食盡，李自成用顧君恩謀詐降，以重寶誘奇瑜左右及諸將。奇瑜許。
七月起義軍從車箱峽脫圍者計三萬六千余人。
崇禎帝以農民軍聚集陜西，下令河南兵入潼、華，四川兵由興、漢，山西兵出蒲州、韓城，湖廣兵入商、洛，合剿農民軍。
崇禎七年（1634）十月二十七日，湖廣兵援漢中，被農民軍擊敗，副總兵楊正芳及部將張士達戰死。
陳奇瑜被逮后，洪承疇以兵部尚書受命兼攝陜、晉、楚、豫、川五省軍務，準備更大規模地圍剿農民軍。
崇禎七年（1634）十二月，農民軍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由陜東出終南山，進入河南，連克陳州，靈寶、汜水、滎陽等地，聲勢復震。崇禎帝急令洪承疇出關與山東巡撫朱大典合力圍剿農民軍。
明朝內政正在一步步崩壞，原本只是一個陜西的民亂現在已經波及山西河南等地了。
所以劉元昭可以安安心心的搞自己的內政。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劉元昭覺得熱氣球技術以及熱氣球軍隊還沒有成熟之前，他不能輕易出兵。
在十月初的大朝會上，劉元昭將宗教和民族問題提了出來，劉元昭明確表示，這兩件事情必須處理好。
李明超說道“陛下，若要消除兩族之間的矛盾，必須天下大同。此事乃長久之事，不是一朝一夕可解決的。
等到他族學習諸夏文化的子弟長大，那時候矛盾會少了許多。”
然而新文化派官員之首，新任刑部尚書徐德宏說道“陛下，僅僅依靠文化不行，必須修建建全的法律體系，約束民眾。
當以法律，明言規定，各族平等。只要守法，自然不會有人激起民族矛盾。”
戶部尚書劉哲思搖頭道“僅僅依靠法，太過于嚴酷，陛下，臣有研究，陛下曾說過經濟問題，臣以為，民族矛盾說到底還是經濟矛盾。
百姓吃得飽，就不會造反，像蒙古人，番人，回人，他們要是吃得飽，也不會犧牲性命來攻打中原了。
所以說到底還是因為糧食等經濟問題。陛下應該首重民生。”
烏蘭總督劉進喜笑道“都是廢話，明國又不是沒和蒙古人互市，那還不是有打草谷？陛下，要我說啊，還是因為軍事能力！
咱兵強馬壯，火器犀利，一直壓制外族武力，誰敢欺壓咱們！誰敢打咱們，就端了他老家！滅其種族！”
李明超皺眉道“劉都督，怎么可以什么事情都依靠打仗？好戰必亡！”
劉哲思點頭道“劉都督，現在帝國初生，百廢待興。總是打仗，耗費錢糧。
就比如這次，坦克營幾十輛坦克被毀，近千人傷亡，這得需要多少銀兩啊！”
劉進喜笑道“打仗有損失在所難免，但是這次從滿清手中可是奪回了偌大一個地盤，不少牧民牲畜。
比起戰損，我們還是賺了的，你們這些人根本就不懂！”
姜旭濤出言道“劉都督，帝國也是禮儀之邦，靠著打仗搶掠錢財，那與夷狄還有什么區別？就因為夷狄打仗搶東西賺了，我們也要去搶嗎？
這樣子做，利在當代，罪在千秋！不管別人怎么做，我們一定要做好自己。這些不義之財搶多了，后代也會效仿，如此他們也會去搶別人。
就這么一代代都去搶，這成了什么了！強盜國家嗎？國家都是強盜，那這個國家的人會是什么呢？陛下！一定要深思！”
劉進喜有些生氣了“哼！就是你們這些腐儒，老是端著架子，打仗不搶戰利品，那還打什么仗？就會嘴炮。”
“你……真是有辱斯文！”
“陛下，臣要彈劾烏蘭都督口出狂言！”
“臣附議！”
“喲呵！”歸德都督劉振奮冷笑一聲，“你們想找打啊？就你們這群手無縛雞之力的酸秀才能干點啥？”
這話一說，文官這邊群情激奮！紛紛說著一群不識經典的武夫之類的。
劉元昭咳嗽一聲，侍者高聲道“肅靜！”
殿內的大漢將軍抬起手中的金瓜，輕輕的敲了一下金鑼。
很快，互相對罵的文武官員都安靜了下來。
劉元昭這才開口說話道“你們說的都有道理，朕曾經說過，任何事物都應該有多個角度的看法。
我們要辯證的去看待一個事物，很多事情都是有聯系的，不管是文化，法律，經濟還是軍事。
在這民族矛盾上都是能起到作用的。解決一件大事，單一的方法肯定不可取，一定有相輔相成的辦法。
而且辦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要與時俱進，時時革新。
我們就按照這四個方面來細細討論，討論這個四個方面的好處與壞處，相互之間有什么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