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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1章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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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處于封建集權主義的高速發展期,很多制度還不完善,年幼的皇帝登基,太后掌權,相信外戚理所當然。

  在他們眼中,外戚總比外人靠得住,盡管有王莽的前車之鑒。

  “府君之言也是實情,幼帝登基太后秉政,為了穩定朝局,太后自然會重用外戚。

  不過小生以為,重用外戚也并非全是壞事,只不過需要對其權力合理制約,加強帝權和太后之權!”劉玘說道。

  “有道理,依你之見,莫不是要加強三公之權,以此來制約外戚、宦官?”李瓚問道。

  李瓚當然是想摸一摸劉玘的底,雖然何颙幾乎從未看走眼,不過總不如自己親自檢驗來的實在。

  “非也!小生以為,為加強帝權,三公的權力絕對不能加強,還應該進一步削弱,應繼續遵循光武帝的政治方針。

  現在的外戚之所以能夠左右朝政,就是因為其及軍權和政權為一身,比如說大將軍兼任錄尚書事,而這本身是皇帝的權力。

  小生以為,已經進一步提高尚書臺地位,現在至少要提高到與九卿相同,二千石吏!”

  李瓚一聽,搖搖頭:“劉郎,如今尚書臺的權力十分巨大,尚書令之所以是一千石,就是官職卑微方便控制,光武帝用其來架空三公,也就是此原因。

  你剛才說要削弱三公的權力,如今卻又要提高尚書臺,這不是相互矛盾?”

  劉玘笑了笑繼續說道:“府君,其實這完全不矛盾!尚書臺雖然有權,然而其長官地位過低,很容易受到外戚和權臣的控制,也缺乏必要的威信。

  小生以為,如果時機成熟,鏟除掉禍國殃民的宦官之后,應該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

  “不知如何改法?劉郎心中可有思路?”李瓚更加感興趣。

  “小生以為,改革之法可以歸納為五個字:拔、建、復、擴、分。

  拔,即將尚書臺位置提高至九卿二千石,尚書左右仆射、尚書均秩千石,依舊主管全國政令。

  建,可將侍中獨立出來建寺,位置同樣相當于九卿,再增加一些士人擔任的黃門郎,取消宦官擔任黃門郎的制度,同時賦予他們監督權,防止尚書臺權力獨大。

  復,就是恢復中書令一職,分尚書臺之詔令權。僅以上兩點,還不足以加強皇權,應恢復中書令一職,同樣由士人擔任,只負責詔書,秩祿比二千石。

  如此一來,尚書臺只管政令,侍中對于尚書臺、中書令所發出的政令以及詔書進行復核,就可以起到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的作用。”

  現在尚書臺的權利正處于高速發展中,已經有六位尚書,不過他們只有六百石,也就是一個正局級干部。

  雖然二千石太守擔任尚書,經常被認為是平調,而且他們也很樂意,然而總有些名不正言不順,如果是一千石,則大不相同。

  古代的各個官位都是經過幾百年漫長的演變而來,劉玘不可能一下子把集封建專制集權為最高程度的“軍機處”制度搬出來,官吏們不可能接受。

  而只能夠把最近的先進制度拿出來說事,后來魏晉時期逐漸發展和成熟的尚書、中書、門下制度在此時拿出來再合適不過。

  尚書令在秦代就有,只不過六百石而已,主要的職責當然是在皇帝的旨意下書寫詔書、政令等等。

  中書在西漢時期就開始發展,期間反反復復,自西漢漢成帝廢除中書令之后,東漢并未設立中書令,出詔書權在尚書臺。

  這實際上反映的是皇權和相權、三公權的爭奪。

  李瓚與李宣聽罷,都覺得劉玘的觀點非常新奇,而且又挑不出任何毛病。

  “劉郎,那后面的擴、分二字又作何解釋?”李宣很有些心急。

  劉玘感覺酒意漸漸上來,于是又喝了一大口熱湯,然后示意旁邊的侍女繼續加熱開水。

  “要說這擴字,則更簡單,就是應該擴充御史臺,讓其成為皇帝的耳目,對全國所有的事務進行監察,包括軍隊。

  如今地方刺史涉政情況嚴重,由于多半的職能相當于地方官,對地方根本無法有效監察。

  至于侍御史雖然數目不少,不過他們位置太高,達到六百石,因此辦起事來畏首畏尾。

  小生以為,侍御史主要應該留在京城監察百官,地方上,就從那些縣尉、縣丞、功曹、主簿、督郵、五官掾、州從事等人當中選拔一些二三百石吏,讓他們充當監察御史。

  由于他們秩祿不高,為了追求更高的地位,這些人勢必敢作敢為,敢于揭發弊端和貪官污吏,如此才能取得最佳的監察效果。”

  說完這個“擴”字之后,他看了看了二人,見他們父子二人聽得非常認真,于是又喝了一口熱湯接著說:

  “最后一個字‘分’,此字由于涉及到兵權,因此最重要。小生以為應當徹底變革統兵制度,首先改革尚書臺六曹,整合其職能之后增加兵曹尚書。

  兵曹尚書主管軍令、軍備、招募、考核等等,分割大將軍之權,同時,可考慮多設幾名大將軍,獎勵那些有功的軍人,同時也可以相互牽制,說得更白一些,就是……”

  設立五兵尚書是自曹魏開始,從那以后軍隊的管理與指揮權分離有了制度保障。

  “五兵”指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五兵尚書最后演變為隋唐時期的兵部尚書,一直持續到清末。

  劉玘把自己政改大致思路說完,李瓚與李宣非常驚訝。

  特別是李瓚,他心中很激動:伯求果然未看錯人,劉玘這見解可不簡單,他這些改革是站在帝王的角度來看的呢,誰能有這個高度?

  同樣受到過他好評的曹操呢?據自己所知,曹操也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也不過是提出一些“治亂世用重典”的改革辦法而已。

  此時的大臣,如果憂國憂民之人,大多會提出一些政治經濟改革舉措,然而一般不會涉及到體制及架構改革這樣的核心問題。

  因為那是皇帝的事情,擅自提出來非常犯忌諱。

  最關鍵的是,這樣的改革措施百分百會得罪當權者,得罪既得利益者,最后少不得落個身首異處,最低也是全家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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